晚近十余年來，古典學在我國學界有了引人矚目的發(fā)展，也引發(fā)了一些有益的討論甚至爭議。我國文教體系中已有專研中國古代文籍的學科古典文獻學，為什么還要提倡建設古典學?古典學這個學科名稱來自西方文教體系，若要建設中國的古典學，它與西方古典學是什么關系?“哲學”同樣是外來的學科概念，為什么“中國哲學”“西方哲學”之類的學科概念沒問題，而“古典學”卻引發(fā)爭議?凡此都指向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什么是“古典”?

古典學的確有兩個基本含義，要么指考訂、?？惫糯募此^的“古籍整理”，要么指研習和闡發(fā)古代經(jīng)典的大義。古代文籍與古代經(jīng)典固然有重疊之處，畢竟含義有別。若古典學意指后者，那么，更恰當?shù)拿Q應該是古代經(jīng)典學，而古典學不過是其簡稱罷了。即便在我國經(jīng)學領域，考訂、校讎、訓詁經(jīng)典文本的文字也與闡發(fā)大義的解經(jīng)有所不同，業(yè)內所謂“饾饤瑣屑，破碎大道”的說法足以證明這一點。事實上，無論在古代還是現(xiàn)代，考訂古代文籍的學人，為數(shù)都不及研習和闡發(fā)古代經(jīng)典大義者。因此，要澄清困擾我們的問題，首先得辨明“古籍”與“古典”的歷史差異。

從字面上看，“古典學”的英文名稱Classics或ClassicalStudies應該指古希臘羅馬經(jīng)典文本研究，因為Classics源于拉丁語的classis[等級(劃分)]。拉丁語形容詞classicus即指“有固定數(shù)目收入的頭等公民”，與之相對的是“下等階層”(infraclassem)。公元2世紀時，古羅馬作家開始用classici指稱值得后人模仿的古希臘語和拉丁語一流作家或經(jīng)典作品，這意味著有一些古希臘羅馬文籍屬于“下等品”，算不上是經(jīng)典。

即便經(jīng)典作家或作品被奉為圭臬，也未必具有權威性。畢竟，絕大多數(shù)經(jīng)典作家既不是王者也不是圣人。問題來了：教育者應該用什么標準來認定哪些作品屬于“經(jīng)典”呢?昆體良是羅馬帝國初期的著名教育家，他在勸學時說，應該遵從“經(jīng)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家。他首先單獨提到荷馬，隨后就評說了一大批古希臘羅馬作家，并按詩、紀事[史]、哲學、演說區(qū)分了文類，似乎各類都有經(jīng)典作家。他還提到，為羅馬修史的提圖斯·李維曾建議自己的兒子首先讀希臘演說家德摩斯梯尼和羅馬作家西塞羅的作品。前者約早于李維近三個世紀，算得上是古人，而后者與李維相距僅半個世紀，差不多算同時代人。事實上，昆體良既推崇古希臘的柏拉圖，也推崇與自己相距僅一個世紀的羅馬詩人維吉爾。由此看來，所謂“經(jīng)典作品”未必一定離世久遠;反之，古老的書未必就能稱經(jīng)典，盡管昆體良追隨西塞羅更推崇“遠古作家”。

哪些作品“經(jīng)得起時間考驗”，需要人的“判斷力”來決定。但什么是“判斷力”呢?這個語詞來自法律術語，相當于法官的“審斷”。并非任何“判斷”都有權威性，法官的“審斷”具有的權威效力來自政制賦予的權力，在議事會上，建言者若期望自己的判斷具有權威性，就得憑靠自己的德性品格“非常智慧且非常好”。這意味著，“判斷力”的權威性來自優(yōu)異的德性品質。

我國南朝梁代劉勰的《文心雕龍》與昆體良的《論演說家的培養(yǎng)》頗有值得對觀之處，兩者都旨在教化，盡管前者產(chǎn)生于華夏帝國的分裂時期，而后者產(chǎn)生于羅馬帝國形成初期的盛世。相比之下，劉勰對classici[經(jīng)典]的界定就要明確得多：“三極彝訓，其書言經(jīng)。經(jīng)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qū)，極文章之骨髓者也。”(《文心雕龍·宗經(jīng)》)可見，“經(jīng)”的品位基于其極高的德性品質。“經(jīng)”乃圣人之作，“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guī)矩，思合符契”。因此，“經(jīng)”是“性靈镕匠，文章奧府”。

劉勰具體指的是“五經(jīng)”(《詩經(jīng)》《尚書》《禮記》《周易》《春秋》)，鑒于先秦文籍遠不止這五書，于是有大量的“書”夠不上經(jīng)典階元。反過來看，先秦文籍中夠得上“性靈镕匠，文章奧府”的書又實際不止這五書，至少有一些“書”夠資格卻沒有被列為“經(jīng)”。今人的確不能說所有先秦文籍都是經(jīng)典，但也不能說唯有“五經(jīng)”才是先秦經(jīng)典，否則，諸多“子”書會被排除在經(jīng)典之外，這明顯與我國的經(jīng)典傳統(tǒng)不相符。漢景帝劉啟信奉黃老之治時，《老子》上升為“經(jīng)”，就是顯著的例子。

由此引出的問題是：誰決定哪些書是“經(jīng)”?戰(zhàn)國末期已有“六經(jīng)之說”，而五經(jīng)地位得以確立，顯然與漢初為五經(jīng)設學官有關。可見，所謂“經(jīng)”來自政制的認定。五經(jīng)立學官后，并沒有解決學人們因解經(jīng)而產(chǎn)生的分歧，公元前51年，漢宣帝劉詢在長安城石渠閣“詔諸儒講五經(jīng)同異”，論定諸儒講論臧否。一個多世紀后，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光武帝劉秀起而整飾天下，臨終前不久(56年)立讖緯為官學，經(jīng)典與解釋得以形成體系。20多年后，漢章帝劉炟再次召集各地名儒，于洛陽白虎觀(今洛陽市王城公園)召開會議(79年)，裁定五經(jīng)異同。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共和時期的羅馬自始至終沒有正式制定過真正的教育政策，更談不上由元老院出面確立政教經(jīng)典。帝國初期，羅馬仍然沒有專職官員負責教育。葦斯巴薌皇帝在位期間(69—79年)，雖然出臺了減免教師稅負并提供年薪的政策，還首次設立拉丁語和希臘語修辭學教師的正式職位，但也沒有欽定哪些古籍是“經(jīng)”。半個世紀后的馬可·奧勒留皇帝設立了一個修辭學教席和四個哲學教席，分別授予四大哲人群體(柏拉圖派、亞里士多德派、伊壁鳩魯派和廊下派)，即便這近似于欽定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伊壁雞魯和廊下派的文籍為“經(jīng)”，畢竟并未成為制度化的帝國教育傳統(tǒng)。

由此不難理解，西方的古典學是古籍文獻學，而非“經(jīng)”學。就為了實現(xiàn)“勵德樹聲，莫不師圣”(《文心雕龍·宗經(jīng)》)這一目的而言，昆體良在《論演說家的培養(yǎng)》中評說為數(shù)眾多的古希臘羅馬作家與劉勰并無二致，但他不得不教人“判斷”哪些是經(jīng)典。不過，《文心雕龍》雖然一開始就確立了“宗經(jīng)”原則，卻主要在探討詩、樂府、賦等十類有韻之“文”和史傳、諸子、論說等十類無韻之“筆”，各體文筆都有代表作家?！冻o》與《詩經(jīng)》相比，抑或史傳之文和諸子之文與經(jīng)書相比，雖不在同一階元，仍然有值得效法者。由此來看，劉勰所推崇的經(jīng)典實際又未必僅限于五經(jīng)。

“經(jīng)”是政教之典，無論古希臘城邦還是羅馬帝國，都沒有確立類似于我國儒家五經(jīng)的經(jīng)書。雅典僭主佩西斯特拉托斯(約前600—前527年)統(tǒng)治末期，他的兒子希帕庫斯讓雅典人有了第一個官定的荷馬文本，史稱“佩西斯特拉托斯本”，勉強算得上是雅典城邦確認荷馬敘事詩為“經(jīng)”。公元前330年，雅典修辭家呂庫爾戈斯編校了第一部三大肅劇詩人的全集，但這并不表明雅典城邦開始有了自己的“經(jīng)”書。

確立經(jīng)典得憑靠政制，政制更迭難免帶來經(jīng)典的變動，古代文籍與經(jīng)典的關系因此受政制變遷的支配。漢代失守后，儒家五經(jīng)的地位明顯受影響，道家趁機復興。王弼是顯著的例子，他不僅復興老學，還以《老子》解釋儒家經(jīng)典。不難設想，若“玄學”盛行，當時處于分裂狀態(tài)的華夏多民族共同體很難回復“致化歸一”的大一統(tǒng)秩序。正因為如此，劉勰才有“建言修辭，鮮克宗經(jīng)”的憂慮。

《文心雕龍》企望基于儒家經(jīng)典實現(xiàn)正在擴大的多民族共同體的再統(tǒng)一，然而，除非得到制度性支持，劉勰不可能實現(xiàn)“分教斯五”“致化歸一”的愿想。之后，五經(jīng)擴展為九經(jīng)(加《周禮》《儀禮》《公羊傳》《谷梁傳》)，唐開成年間(836—840年)又增為十二經(jīng)(加《孝經(jīng)》《論語》《爾雅》)，到宋代再增《孟子》，“十三經(jīng)”體系基本成型。但按經(jīng)籍的階元劃分，《春秋》三傳屬《春秋經(jīng)》之“傳”，《孝經(jīng)》《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jīng)師的文字訓詁，所謂“十三經(jīng)”實際上仍然有“經(jīng)”與“傳”和“記”的階元之分，《爾雅》所屬的階元更次之。

與“經(jīng)”設學官相配的是選拔官員的取士制度，沒有始于漢武帝時期的“明經(jīng)取士”舉措，經(jīng)學斷難制度化地推廣下行。隋煬帝時，取士除明經(jīng)科外又增進士科，前者考帖經(jīng)(經(jīng)文填空)和墨義(經(jīng)文問答)，后者考詩賦寫作。有了這一制度，百年前稍晚于劉勰的梁太子蕭統(tǒng)主持編撰的《昭明文選》就會派上用場。進士科看似挑選“文才秀美”之人，實際是選拔賢能之士(試時務策)?！墩衙魑倪x》主要選錄漢魏以來文萃，旨在教化華夏文明擔綱者持守倫常道德、關切治亂興亡，尤重培養(yǎng)政治人的修辭才能，因而與政事直接相關的各類文體，無不以文采絢麗為選錄標準。隨著進士科的推行，《昭明文選》難免被時人視為經(jīng)典讀物，唐代因此而有“六臣注”，至清代時“《文選》學”實際已“依附于經(jīng)學”。

宋代熙寧年間(1068—1077年)取消明經(jīng)諸科，僅存進士科，但加入了經(jīng)義(解釋經(jīng)書)、論(評斷時局)和策(解決時弊的舉措)，無異于合各科為一科。元代專以進士科取士，經(jīng)義考試多涉四書，且指定朱熹的《四書集注》為釋義標準。到了明清時期，科考命題幾乎不出四書范圍，還要求考生仿古人語氣闡述經(jīng)義。這樣一來，本屬“傳”“記”階元的作品實際上升到了“經(jīng)”的階元。

今人對如何看待古代經(jīng)典會有分歧，也就不難理解了。站在傳統(tǒng)經(jīng)學立場，無論拒絕還是接受“古典學”這一名稱，都既有道理也有困難。拒絕的理由在于，古典學通常被理解為古籍學或古代文獻學;困難則在于，這種理解并不完整。接受的理由在于，傳統(tǒng)經(jīng)學當然應該是古典學;困難在于，若將今天的中國古典學僅限于十三經(jīng)，同樣會走向荒謬。那樣的話，大量中國古代經(jīng)典——包括諸多先秦子書乃至漢代的《史記》，更不用說宋代大儒的作品——都會被排除在外，而在梁啟超看來，“《陽明集》之重要，過于朱、陸諸集”(《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

我國自漢代以來從未間斷古籍整理。但是，整理古籍與選定經(jīng)典是兩回事，前者旨在保存古籍，后者則為的是“勵德樹聲，莫不師圣”。無論是希臘化時期還是意大利復興時期的大規(guī)模古籍整理，都沒有確立“官定”經(jīng)書系統(tǒng)。

20世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期，美國崛起為世界大國，哥倫比亞大學為扭轉美國的“孤立主義”傳統(tǒng)，讓年輕人理解美國應承繼歐洲文明的歷史使命，開設了西方文明核心經(jīng)典課程。1929年，羅伯特·哈欽斯任芝加哥大學校長，通過設立“傳統(tǒng)經(jīng)典核心課程”，他力圖讓芝大成為培育歐洲文明擔綱者的搖籃。顯然，若要實現(xiàn)這一教育方案，首先得從浩瀚的古籍中選出經(jīng)典。

卸任芝大校長后，哈欽斯策劃并主編了五十四卷本《西方世界的偉大作品》叢書(共74位作家的443部篇幅長短不一的作品)。雖含括古代、中世紀、文藝復興和現(xiàn)代四個歷史時期(逾2500年)，實際上中古作品僅占2卷(托馬斯·阿奎那)，古希臘羅馬(從荷馬至奧古斯丁)、歐洲古典(從但丁到菲爾丁)以及啟蒙運動以來(從孟德斯鳩至1900年)的作品各約占三分之一。按哈欽斯擬定的教育計劃，讀完這些“經(jīng)典”需要十個學年。

哈欽斯的構想不能不說是偉大的政舉，但它實際上又算不上是政舉，因為它并非國家行為，哪怕它曾得到美國總統(tǒng)高等教育委員會長達六卷本的報告《促進美國民主的高等教育》(1947年)的支持。這份報告的編寫始于1946年，無疑受到剛剛結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影響，“它標志著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由總統(tǒng)設立一個委員會”來規(guī)劃國家的高等教育，并根據(jù)憲法第十修正案責成各州實施。委員會成員們相信，這是確保美國正在取得的世界大國地位的關鍵舉措之一。

由于政制品質使然，1970年代以降，一波又一波激進民主浪潮不斷沖擊美國諸多常春藤大學，大學教師以高比例投票表決，“民主地”廢除了已施行多年的西方文明核心經(jīng)典課程，代之以出自人類學、社會學、性別學的“文化、觀念和價值”課程。隨之而來的不僅是美國高等教育的品質蛻變，更有社會意識的日漸分離甚至撕裂。對正在致力于實現(xiàn)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我國文教界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令人觸目驚心的前車之鑒。我們理應意識到，新時期的中國古典學絕不應僅僅是古籍整理之學，也不能僅限于十三經(jīng)之學，而是應基于中西方的歷代核心經(jīng)典，建構中西合璧的古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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